去年年底媒體出現數則乍看不相關、卻又可相互呼應的新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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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首先當然是名嘴聚焦的總統夢想工資三萬元。恰好在總統「發想」前不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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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才表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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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「薪資應該是自由人力市場的事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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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政府勸企業提高薪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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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有違自由市場規矩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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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於是外界的解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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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難免會送上「打臉」二字。總統是在與財經媒體年終茶敘時提出三萬元的數字，茶敘談天說地，再經媒體轉述的文字，可能不盡精確，到底是想把基本工資訂為三萬元？還是期待公司（雇主）增加給付最少三萬元？但不論何者，應該都不符張忠謀所揭示的市場原則。所謂市場原則，無非是認為工資是一種價格，應由供需決定，如在供需均衡價格之上再予置喙或訂定一法定的最低工資，則供需曲線即會顯示工作機會的減少，甚至引發原已離開勞動市場的勞工歸隊，此舉受影響最大的一定是邊際勞工，諷刺的是邊際勞工原是基本工資要保障的對象。當然反對者也會提出搜尋成本、資訊不足、買方壟斷的說法，認為市場原則只是理想，市場如果失靈政府理當介入。至於總統在喝茶時有無想這麼深入，則不得而知，但「自由做夢」對上「自由市場」，也讓新聞版面熱鬧非凡。有趣的是，同一天另一新聞，談到「張忠謀到大學演講，拿到演講費時傻眼，以為少一個零」，新聞引述一位作家的經驗，認為邀講單位不重視知識的代價，尤其公務單位一小時只付一千六百元，難怪張董看了以為少一個零（或兩個零？）。報導如果屬實，以自由市場的原則衡量，照理說一小時一千六百元，張董應該不會應邀演講，而主辦單位也只能請到「邊際講者」。不過在報酬確實偏低的演講「市場」中，為何仍有不少有水準的講者應邀？究其原因，不外是分享經驗、社會責任，當然也可能是人情難卻，總結這些因素，似乎只有「做功德」可以歸納，換言之，講者並非為尋求工作機會而去演講，有時還願意無償奉獻，甚至倒貼為準備所耗費的時間與人力。作家洪雪珍感嘆台灣演講費之低，令她瞠目結舌，並說台積董事長張忠謀也是這個「委曲價」。 圖／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分享 facebook 簡而言之，演講不是單純市場，供需雙方的互動也不能純以經濟動機視之，「做功德」如是「屈就演講」的最佳解釋，也證明「做功德」不宜用以說明一般勞動市場的勞資關係。當然，新聞中某作家指出邀講單位不重視知識代價，的確是一項嚴肅的問題。講者固然是基於「樂於分享」的理念，但台上十分鐘，台下十年功，為準備演講所投入的心力，不宜視為理所當然。政府既認為公務員加薪可帶動民間加薪，則提高演講費所形成的效果，將倍蓰於此。不過公務機關環境特殊，承受各方壓力，所以演講費也不宜過高，以免招來一些原先不想遴聘的講者。而一般機構如提供過高的演講費，也可能是別有用心。二○一四年柯林頓希拉蕊參選呼聲未歇，某大學邀其演講，希拉蕊要價廿七．五萬美元，該單位斟酌再三，最後邀其女雀兒喜做十分鐘致詞，提供六．五萬美元演講費，人情做了，負擔減輕，也不致引人注目，不過事後仍有媒體報導。柯林頓一家演講費驚人，每年約有一．五億美元進帳，連雀兒喜都有一次五萬以上的行情，類似故事不勝枚舉，相信國內對演講費不滿的作家，一定讀不下去。回到蔡總統的夢想工資，事隔二周行政院副院長出面表示，如逐年調高基本工資八%，則四至六後可以築夢完成。聽來簡單易行，雖然媒體名嘴嘲諷不斷，總統也緩頰說只是數學的算法，但總算有一構想。不過如真付諸執行，拜託勞動部務必利用大數據，精準統計國內薪資結構，尤其是本地勞工實際領取基本工資的人數（勿再援用報繳勞保費的資料），以確實了解現狀及提高後的衝擊與影響。統計資料精確後，則務必再以國際同一標準計算基本工資占平均薪資的比例（即所謂的Kaitz index），以便與其他經貿競爭對手做跨國性比較。總統聊天時的喊價不一定正確，勞動部拿出精確的數據才能服人，否則張忠謀一場演講不到二千元的社會，如何請公司開出最低工資三萬元的行情？（作者為東吳大學法商講座教授、新世代金融基金會董事長）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