統治者奢談社會改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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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是一個非常「不正常」的現象。 圖／翻攝自總統臉書 分享 facebook 「泛論法律其鬥爭的一面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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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這個怵目驚心的題目是上個世紀初在德國出現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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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它是雄踞學術界的一個「大」題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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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由德國法學權威Rudolf von Jhering在一次講演中提出。半個世紀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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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薩孟武先生把它節譯為「法律的鬥爭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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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並親自選在《孟武自選集》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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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足證薩先生對它的重視。它的主旨是「法律的生命是鬥爭，即民族的鬥爭，國家的鬥爭，階級的鬥爭，個人的鬥爭。」「法律的目的是和平，而達到和平的手段則為鬥爭。」「法律不是紙上的條文，而是含有生命的力量。正義之神，一手執衡器以權正義，一手執寶劍，以實現正義。寶劍而無衡器，不過是暴力，衡器而無寶劍，只是有名無實的正義。二者相依相輔，運用寶劍的威力與運用衡器的技巧能夠協調，而後法律才完全見諸實行。」 Jhering區分物質上的價值與觀念上的價值的不同：我們除要保護被侵害的權益，也要保護被侵害的人格。「只唯法律之抽象的原則『存在』，而後權利才會存在。」因此，他說出「法律與權利的關係猶如血液的循環，出自心臟，歸於心臟。」並大膽主張：「勿為不法」 固然可喜，「勿寬容不法」尤為可貴。尤其他非常擔心「世上不法之事莫過於執行法律的人自己破壞法律，法律的看守人變為法律的殺人犯，醫生毒死病人，監護人絞死被監護人，這是天下最悖理的事！」一旦「人類的權利感情不能得到滿足，往往採取非常手段。」因此他肯定「對於國民施行政治教育的是私法，『絕不是公法』。」他呼籲「教育使國民的權利感情能夠生長滋蔓」！在這裏，特別警惕於它們對當前台灣社會的啟示性影響。譬如在克拉克《近代國家觀念》一書中，他提出兩個很特殊的問題，一個是：究竟是國家觀念高於法律觀念，還是法律觀念高於國家觀念？另一個是：國家元首究竟有沒有「隨便說話」的自由。這兩個問題，便是「緣」於其本身鬥爭性而來，他堅決主張：「總統的自由與總統『個人』的自由」是兩樣不同的「東西」，絕不可混淆，這兩個問題是何等精微的思辨！我們還可說得更精細一點，通常我們都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句話，但從社會哲學的觀點看，我們更可進一步說，角色這個範疇，也在實質上是「平等的」，所以，鬥爭性本質上沒有等差。譬如我們傳統所謂「金口玉牙」，便指的是「不可隨便亂說話」，但因為「寬容不法」的容忍，讓我們從「反面」誤解了這句話，才有「作之君」的誤會，把聖人政治與英雄政治擾混了！今天，因為選票的力量，使很多統治者多喜歡「玩弄」媒體，或是「操弄」媒體，這是一件非常不妥，也非常令人不安的事。因此，當一位統治者也奢談社會改革，這也是一個非常「不正常」的現象，因為社會改革是「全社會」演進的責任，一位統治者「也不過」是這一演進中的一分子，他絕對沒有超越這個演進的特權，這便是克拉克的精義所在！但「寬容不法」讓這點精義喪失了！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