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獎漢學獎得主余英時今天以「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」為題演講指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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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應將中國視為獨立的文明來研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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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不該拿西方歷史階段論指中國「落後」；他並以近年學說為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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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討論中西文明異同何在。「如果有人願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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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我很樂意有人推翻我的說法。」
余英時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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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中國本來自有歷史研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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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20世紀初和西方接觸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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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梁啟超等史學家深受影響，開始反對以朝代畫分時代，主張採用西方「上世」、「中世」、「近世」（上古、中古、近代）分期。這類階段論及歷史規律概念持續多年，直到1960年代，史學界開始質疑科學規律不能運用於歷史，「西方有的，中國不一定有。」
「這就像說中國圍棋落後國際西洋棋！」余英時說，發現歷史規律概念的假設有問題後，他拋開過往束縛，著力研究時代變化之際。像他退休後出版的「朱熹的歷史世界」，探討宋明理學從「得君行道」到「覺民行道」的轉變；年初甫出版的「論天人之際」中討論文化如何「由巫到禮」，達成「內向超越」。
余英時許多研究核心，常令人聯想當今民主、自由觀念，余英時強調，古代並無民主自由觀念，他所有研究都從客觀證據而來，「證據就像科學家的實驗室」。他說，研究雖可尋找某些需要的檔案，但不能違背歷史原則、試圖拿歷史來批判現代，否則就變成共產黨「以論代史」的歷史觀，往往成了論證要緊，歷史真相不重要。
他指出，歷史研究往往受很大限制，例如他因文革有感而發研究的古代中國反智論，其現象早就存在，只是世人沒注意；要到後來共產黨執政，不尊重知識人，大家才會想起過去歷史。
余英時也強調使用語言的重要。他說他從10年起，不再使用「知識份子」稱呼，改用「知識人」，因為「份子」在中共用來都是壞東西，例如黑份子、右派份子。「語言很重要，用什麼語言會被它吃住，一用就完了，會掉入陷阱。」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