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前我們可以合理地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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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資本完全不關心勞工貧困與否；勞工只能靠自己的進取心和創造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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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以資本提供的微薄薪資為基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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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在生物、心理和文化層面再生產自己。勞工一般會順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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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因為他們別無選擇。這正是馬克思遇到的情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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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而很可能正因如此，他在建立資本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時，把勞動力的社會再生產問題放在一邊。但是，如果勞工不從事自我再生產，或是因為過勞而在礦井或工廠裡過早死亡（或因為過勞而自殺，一如中國工廠經常發生的情況），而資本因為某些原因無法再輕易獲得備用的剩餘勞動力，則資本顯然將無法再生產。馬克思認識到這種危險：他清楚看到，過長的工作時間和致命的剝削程度必須受到限制，而在這一點上，國家立法對保護資本的再生產和勞工的性命同樣重要。保護勞動力的社會再生產所需的條件，與資本再生產所需的條件向來總是有潛在的矛盾。但是，近兩個世紀以來，這個矛盾已經變得遠比以前顯著和複雜，含有許多危險的可能，而且有廣泛但不均衡的地域表現和後果。隨著工廠制度的興起，以及資本的生產系統愈來愈複雜迂迴，這個矛盾變得更顯著。在傳統的工匠技能變得愈來愈不重要的同時，資本對獲得受過適度教育的勞動力興趣大增：資本希望勞工識字、靈活、守紀律和夠配合，足以勝任機器時代要求的各種工作。1864年的英國工廠法案加入教育條款，是資本對勞工的能力興趣日增的一個跡象，而這涉及對勞工在工廠以外的生活有限度的干預。在整個資本體制內，關切這種對持續培養夠水準的勞動力，在全球許多地方與改良主義資產階級的一項政治計畫是一致的；這項計畫希望創造出一個「可敬的」勞動階級，它將避免參與暴動和革命，屈服於資本的勸誘。（摘自《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》，聯經出版），